莫里斯·布朗肖(Maurice Blanchot,1907—2003)是法国作家、文论家和批评家。布朗肖早年于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哲学,并与一生的挚友伊曼纽尔·列维纳斯相遇。他凭借《文学空间》《未来之书》《无尽的谈话》等一系列文学批评作品在法国思想界确立了重要地位,其文学和哲学理论影响了列维纳斯、巴塔耶、萨特、福柯、德里达、南希等思想家。
萨德,这位在巴士底狱与疯人院里构建庞大情色帝国的贵族,以其对神、道德与权力的全面亵渎而闻名;洛特雷阿蒙,则以《马尔多罗之歌》中狂乱、怪诞的意象与韵律,刺穿了传统诗歌的优雅面具,成为超现实主义的先声。表面看来,他们共享着“惊世骇俗”的标签,是文学史上的“黑暗双子星”。布朗肖有意将萨德与洛特雷阿蒙并置,是因为他们的作品都呈现出一种与常规道德和理性认知相悖的、令人不安的“黑暗”特质,将文学推向了一种“极限体验”。
因此,布朗肖认为,现代文学的本质或许就源于这种与不可能性的纠葛。它不再追求古典时代的和谐与完成,转而开始坦承自身的匮乏、困境与碎片化。伟大的现代作品,往往是在承认“我无法写作”的焦虑中,倔强地写下的那些文字。这是布朗肖对现代文学做的一个重要的界定。
布朗肖
沈亚男介绍了萨德侯爵其人其作的复杂性。萨德出身贵族,一生有27年在监狱与精神病院中度过,其大量惊世骇俗的作品正是在禁锢中写成。他的小说(如《新茱丝蒂娜或美德的厄运》《茱莉埃特或恶德的繁荣》《索多玛120天》)呈现出一种固定模式:将极端的情色与暴力场景,与人物之间严肃、冗长的哲学讨论交织在一起,主题涉及无神论、自然法、权力与革命的虚伪等。这种“淫邪与哲思的节奏”是其文本的显著特征。

1月11日,“三联|书城读书会”第十三期活动在上戏艺术书店举行,读书会以“莫里斯·布朗肖:黑暗的阅读”为主题,围绕法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布朗肖的著作《洛特雷阿蒙与萨德》展开深入探讨。活动特邀该书的译者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尉光吉,与长期深耕法国文学、专研萨德思想的沈亚男共同对谈。这也是2026年第一期的“三联 | 书城读书会”,由上海三联书店、《书城》杂志、拜德雅共同主办。
相较于萨德建构的“理性”体系,洛特雷阿蒙的《马尔多罗之歌》呈现的是一个更加弥散、意象纷呈、由语言本身驱动的世界。这里没有系统的哲学论证,有的是人与兽的变形、对上帝的狰狞诅咒、海洋与腐尸的意象,以及一种永无止境的暴烈抒情。布朗肖用“体验”一词来把握这部作品的核心。
萨德作品中那些令人不适的、重复的哲学呓语,洛特雷阿蒙诗中那些荒诞不经的暴力意象,在世俗眼光中或许是该被删除的“糟粕”。但在布朗肖的“黑暗的阅读”中,这里正是批评应该驻扎并工作的前线。批评的任务不是照亮文本,那往往是用已有的光去同化它,而是进入文本自身的黑暗,去理解那种黑暗如何生成、如何结构自身。这种批评是谦卑的,因它不宣称掌握真理;又是大胆的因它敢于踏入无人之境。

尉光吉将萨德置于20世纪法国思想史浪潮坐标中审视。与萨德的复兴几乎同步并交织的,是尼采思想在法国的强势回归与重释。他们都致力于探索传统价值崩塌后的虚空。布朗肖将萨德与洛特雷阿蒙并置阅读,最终导向了对文学现代性的一种深刻理解:这两位作家的共同点,在于他们的写作都发生于一种“不可能”的条件之下。
尉光吉阐释道,布朗肖对洛特雷阿蒙的批评,是其方法论的另一典范。批评家不是居高临下的评判者,而是让自己沉浸到文本内部的运动中去。布朗肖的批评实践,在面对洛特雷阿蒙时,化身为一种极致的细读与沉浸。他追踪意象的变形,研磨语言的重复,让自己批评的思维运动与诗歌内部那股黑暗、汹涌的“力”同步。批评家仿佛也进入了那个“十年梦魇”,在其中感受、挣扎、分析。布朗肖在本书序言“批评何为?”中借用海德格尔的比喻,认为批评家就应如此:不是居高临下地评判,而是让自身思考的雪花,轻柔地落在文本的巨钟上,以期引发哪怕最细微的共振与鸣响。
无论是剖析萨德的“理性”,还是沉浸于洛特雷阿蒙的“体验”,布朗肖的实践都指向一个根本问题:批评究竟何为?
四,文学批评应悬置所有外在价值判断

在二十世纪法国思想的星图中,莫里斯·布朗肖以其对文学“缺席”的研究,占据了一个既核心又隐秘的位置。他不仅是一位深邃的小说家,更是一位重塑了文学批评领域的理论家。在他看来,真正的文学批评并非价值评判,而是一场冒险——深入文本最黑暗、最悖论核心的探险。在这场冒险中,两位极富争议的作家成了他的向导:萨德与洛特雷阿蒙。《洛特雷阿蒙与萨德》并非简单的平行比较研究,而是布朗肖对其批评理念的一次集中实验。全书由探讨“批评何为”的序言和相对独立的两篇长文构成。
在布朗肖看来,传统的批评常常忙于为作品定位、赋予历史价值、进行道德或社会学的阐释。但这本质上仍是在既有的价值坐标系内工作。而真正的、他所呼唤的批评,应该悬置所有外在价值判断。它应该勇敢地进入文本那些看似空洞、无意义、矛盾或令人不安的区域——正是这些被常规阅读所忽略或排斥的“虚空”,可能蕴藏着文学最核心的奥秘。
二,萨德的“自洽”的“恶”的哲学体系
近日,莫里斯·布朗肖文学批评著作《洛特雷阿蒙与萨德》由上海三联书店引进出版。《洛特雷阿蒙与萨德》首次出版于1949年,是布朗肖战后出版的第二部文学批评文集,他以洛特雷阿蒙和萨德这两位文学和思想史上的独特人物为对象,通过深入一种巴塔耶式的“极限体验”,将其文学批评与当时主要的思想潮流——超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——区别开来。
《洛特雷阿蒙与萨德》
萨德在监狱与疯人院的禁锢中,以写作对抗乃至享受他的不自由,失去手稿的绝望反而催生了更庞大的写作计划。洛特雷阿蒙内心充满对写作本身的苦闷和沉重,却恰恰在这种痛苦中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。他们的文学产生于失败、阻挠、沉默、甚至毁灭的边界。
三,洛特雷阿蒙的存在的黏着状态
一,萨德与洛特雷阿蒙的并置
这种“体验”,在布朗肖的解读中,是一种存在的黏着状态。它仿佛一个无法醒来的梦魇,一种被抛入后便永恒轮回的折磨情境。如同《马尔多罗之歌》中那个被蜘蛛侵入卧室、在恐惧中被困十年的角色,诗歌的叙述者也深陷于由仇恨、欲望和诗意本身构成的牢笼。意象在这里不是象征,而构成了一种现实;重复不是赘述,而化作了存在的节奏。
对谈现场
布朗肖评论的核心在于提出“萨德的理性”。萨德,一个被社会视为“疯子”并加以囚禁的人,在其作品内部却构建了一套冷酷、严密、“自洽”的“恶”的哲学体系。他笔下的施虐者以高度理性,甚至类似启蒙哲学推论的方式,论证其非理性行为的“合理性”:在上帝缺席的世界,遵循自然最强烈的冲动(施虐与享乐)才是真正的自由与理性;同情与美德是弱者虚伪的产物。正如尉光吉所说,这种“恶的伦理学”仿佛是康德伦理学体系的黑暗倒影,以绝对的逻辑追求绝对的背德——只不过康德的律令指向“善”,而萨德的律令指向“恶”的彻底实现。
五,“黑暗的阅读”是对文学内在复杂性与尊严的坚守
布朗肖的批评工作,正是要解析这套内部逻辑如何自洽运转,而不是从外部进行道德谴责。他揭示了萨德理性最根本的悖论:它既是启蒙理性推向极端后的自我瓦解,又是在疯癫和非理性的名义下,被压抑的某种“真理”的残酷表达。19世纪末20世纪初,萨德在巴士底狱撰写并一度遗失的极端作品《索多玛120天》手稿被重新发现并首次出版。20世纪众多思想家(如巴塔耶、布朗肖、福柯、德勒兹等)不约而同地研究萨德,既是由于其作品在特定时刻的物质性重现,更是因为其文本内部蕴藏的“绝对的否定性”和“恶的体系化”,与一个怀疑、反思并试图重估一切价值的世纪产生了深刻的共振。
通过《洛特雷阿蒙与萨德》,布朗肖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解读两位艰深作家的钥匙,更是发出了一份关于阅读本质的邀请函。他邀请我们放下成见,卸下急于道德评判或获取信息的焦虑,学习一种“黑暗的阅读”。这种阅读不承诺温暖的光明或轻松的答案,而是要求我们与文本的晦涩、矛盾、不适共处,在其中耐心地聆听、分辨、思考。
在这个信息过剩、意义速食的时代,布朗肖的“黑暗的阅读”是对浅表化阅读的抵抗,是对文学内在复杂性与尊严的坚守。当我们跟随他,走进萨德的理性迷宫,或沉入洛特雷阿蒙的意象漩涡时,我们会遇见两位特立独行的作家,还有文学本身那深不可测、又引人不断探寻的奥秘。这趟黑暗的旅程,最终是为了让我们对语言、对存在、对那驱动人类书写与思考的永恒黑夜,有更深刻的领悟。